1、杨乃武在庭上无刑不受、昏厥十数次之余，竟能牢记同案犯、证人每次供述的些微矛盾，亲自写出一篇洋洋洒洒近三千字的自辩状，让其姐携状上京，控告鸣冤。

看其本人狱中梳理的案情八大“不可解”之处，思路清晰，切中要害，且言辞间着力泼污同案犯“小白菜”，张大其事，努力诱导审理人员，种种手段，结合他表现出来的对刑案程序的熟稔，如果说他没有丰富的帮讼经验，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当然，大清严厉打击讼棍，且承认以帮讼为副业显然不利于博取士大夫阶层的同情与支持，即使杨乃武确实是讼师，他本人也不可能承认。但一名刚刚考上举人的书生，除了帮讼，还能因为什么行径招致县官忌恨呢？

2、尽管诉讼成本高得吓人，且审判结果未必有多权威多公正，中国古代很多地区仍以健讼、好讼闻名。

我是潮汕人，曾经一目十列地翻阅嘉靖年间潮州知府郭春震编纂的《潮州府志》，书中谈及治下潮州民风，“健讼”二字赫然在列，我简直大吃一惊。郭春震认为潮人好勇斗狠、迷信活动泛滥（“淫祠”），这些结论放到当代，在事实层面，与我（土著潮人一枚）的所闻所见并不相悖，只是在价值判断上我不完全认可其负面评价而已。然而“健讼”，即好打官司，完全不符合我的印象。

稍后，发现康熙末年的潮阳县令蓝鼎元也被日均千状压得苦不堪言，痛批潮汕人民健讼成风。及至光绪初年，本地士人谢谏上书父母官畅谈治潮难点，也忧心忡忡地表示健讼恶习尚未根除。他把健讼视之为一种历史遗毒。 

其实，明清两朝，健讼、好讼绝非潮汕独有的风气，就学界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来看，江西、福建、浙江、皖北等地都有健讼的恶名，至于徽州，更是诉讼战打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修罗场。并且，在这些文教昌盛且以健讼闻名的地方，传授诉讼文书写作、办案要点的讼学书籍禁书在民间一直广为流传。不知潮汕民间有无流传类似禁书。

3、健讼、好讼成风，相应的，则是讼师、讼棍群体的壮大。

不过，讼师、讼棍在向往天下无讼的大清皇帝和官员眼里同属一路货色，都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捣乱分子。 

比如蓝鼎元，就坚定地认为，潮人之所以健讼，除了民俗顽梗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讼棍煽风点火搅是非。在他写的办案实录中，讼师没一个好东西，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确实没有品行良好的讼师，还是品行良好的讼师都被他无视了。我只知道，蓝鼎元在潮施政期间，有善治盗及讼师的美誉，常见的治理手段是，逮到讼师先打一顿板子，然后枷起来游街示众。

明清以来，只有二三士人认为基层读书人辅导老百姓运用法律武器并不为过，满足了正常的社会生活需求。

只要不是有意借唆讼、揽讼来牟利即可，

前者为讼师，后者为讼棍，应予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