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与诉讼相比更具有灵活性、便宜性和时效性、同时极大缓解纠纷双方对立性的纠纷处理手段，在现代法治环境的比重越来越高。在以上海为例：2019年上海共达成各类调解7万5千多起。2019年上海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共调解涉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类纠纷64001件，占总调解数的20.36%。

商事调解作为现代社会解决商事纠纷重要的一环，它同时具有人民调解缓解矛盾的非对抗性与商事活动的专业性。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在今年8月份针对浙江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更多商业纠纷的产生：有50.94％的受访企业都遭遇过货款支付的纠纷；49.69％的企业经历了产品质量纠纷；44.64％的企业在运输过程中碰到纠纷；42.14％的企业遭遇了交货延期、数量不足等矛盾。其中，85％以上的企业希望能通过调解，而不是诉讼或仲裁来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商事调解的需求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而为了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必定需要扩大商事纠纷调解的规模、数量。因此对于商事调解员需求量也会增多，本文旨在初步探讨在此环境下商事纠纷调解员一些问题，以便于纠纷的有效解决。

第一、扩充兼职调解员队伍。

此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鉴于商事领域知识的特殊性与专业性，如果一味地追求专职调解人员，那么势必伴随着人才标准的提高，而鉴于上文所强调的行业内专业调解机构，必然需要加大调解人员的待遇，那么也就会导致调解案件成本的增高，这点与调解本身的目的就有了冲突。所以商事调解反而应该适当开口，加大高素质、专业化的兼职的专业人员比重。笔者认为可以更多的引入法律从业人员，尤其是从事于对口行业的法律人才，他们既拥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也熟知行业的规则，是商业调解最强的即战力。

第二、加强调解员行业知识及法律知识的储备。

从现行法律实践来看，商事调解员不仅需具备相关的行业知识，同时也需要具备相关的法律储备。如果调解员只有行业知识没有相关法律储备，会让调解双方觉得调解是空中楼阁，缺乏法律保障，会降低调解双方参与的热情。反过来说，如果调解员有了法律知识储备，却少了对相关行业领域的了解，则会让调解双方觉得调解员不专业，丧失对调解员的信任，从而加大调解的难度。所以让调解人员结合商事实践和法律实践两方面来开展调解工作，会更有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因此需要加强调解员行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培训，从而更有利于商事调解工作的开展。

第三、调解员调解形式的多样化

商业活动与一般社会活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商业活动往往是快速的，所谓商机转瞬即逝便是如此。因此商业活动中一旦遇到一个环节出错往往会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就使得在商业纠纷处理过程中，时间往往是最大的敌人。而这就是商业调解所需要追求的很重要的一点：效率。传统的面对面调解，既耗时又费力，最后的结果也未必理想。笔者认为，在当今高速运转的商业背景下，在保证结果的同时，我们更加需要在商业调解中追求效率，因此，电话调解、线上调解、视频调解等调解手法就可以在商业调解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同时这几类非传统模式还可以节约调解的成本。在笔者看来，这几类模式可以在未来的商事调解中大力推广，当然调解模式的选择可以交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决定，若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则有调解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上文林林总总说了许多，主要的阐述商事调解如何更进一步的规范化专业化效率化。而期望司法机构政府部门放手给行业内自己解决，那么就需要有解决纠纷的能力，同时也不可以违背司法的精神。只有坚持这点，才能让各行各业更好的更长远的发展。